第45条第1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法院，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例如，我们秉承"不应当有污染"这一原则，某些产生污染的企业理应被取缔，事实上它们仍旧合法地存在。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学术著作形式来研究法律，包括诸如法律手册、专著、释义和教科书等，其中有一种研究方法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它将私法、公法、刑法等法律实体予以系统化，并使用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对这些系统化的法律实体做分析性的评价阐述，其核心内容是对有效法律的解释和系统化，这就是法教义学。
同时，网状结构要比链状结构更可靠，大的网络要比小的网络更可靠。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法教义学存在着一种完全统一的结构，最终形成一个与法律有关的接受、推理和偏好体系。比喻地讲，一个融贯的信念体系就像是一个论证的循环网络，而且多数是相当大的网络。〔39〕 简单的反思平衡对于法教义学而言过于狭隘，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广泛的平衡：广泛的反思平衡是由特定人持有的融贯的、三重的信仰体系，也即，（1）一系列特定的道德判断。这种情况下，法律结论的做出和证成必然要综合考虑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信念体系是如何及时进化的，不仅是根据新的资料，而且通过考虑更多的已有资料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法教义学的目的不仅在于法律体系内在的平衡，还在于与社会学或哲学的背景知识的平衡，法律与道德或政治有着规范性的联系。[15]［德］RalfPoscher：《裁判理论的普遍谬误：为法教义学辩护》，隋愿译，《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
但我还真不认为中国的法学出路在于理论上的交战。例如，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由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从立法研究转向了司法研究，因此需要法教义学。并且，如今用来支持和主张法教义学的最主要理由或核心论证，公开或隐含但很少自觉的，却是政治学、社会学、历史的甚或信念的。因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此案中的法教义学解释很明智，他们用法教义学避开了可能激化纷争的道德因素。
2013年6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解释，提供手淫服务不是卖淫服务[22]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第13条规定：专项工作报告由人民法院的负责人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第14条规定：对于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任命法官的，一经发现，做出该项任命的机关应当撤销该项任命;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命有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的，应当建议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该项任命，或者建议下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销该项任命。而全国人大对最高法院的司法改革工作的决定权和监督权的行使也仅能依赖于每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而历次颁行的《人民法院改革纲要》是由最高法院制定，并在其领导下实行的。[17]《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六)选举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九)听取和审查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第14条第1款规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法院院长形成了选举与被选举、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定关系。
第35条第2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24]可见，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宪法或制定法律的方法推行司法改革，不仅能化解我国司法改革合法性危机，也更有利于在全局上总揽司法改革的进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司改办在党组的领导下，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积极主动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深入实际调研、谋划改革意见、加强组织协调、大力推动落实，为确保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这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并未起到任何法定的监督作用。而在如此重大的关涉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中，却丝毫看不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影子，其对最高法院院长的监督权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了。因其在任十年间，曾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改革完善死刑核准制度、颁发法槌、法袍使用规定等涵盖面广、涉及度深的司法改革举措，被认为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中坚力量。迄今为止，最高法院颁布的法院改革纲要主要涵盖人民法院组织、人事、财政、行政以及审判组织和形式、诉讼制度等方面。[20]《监督法》第8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自最高法院于1999年开展司法改革以来，历届全国人大会议对含有司法改革内容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都是予以肯定并决议通过的，甚至还会在《关于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要求最高法院推进或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第11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交由本级人民法院研究并在专项工作报告中作出回应。此外，根据当时已颁行的《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建立健全基层司法服务网络，推行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聘请乡村、社区一些德高望重、热心服务、能力较强的人民群众担任司法调解员，或邀请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部门、行业组织等协助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审核研究后认为需要对原改革方案进行修改的，应当征询报送单位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收到各高级人民法院报送备案的改革措施材料后，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进行审查。参考资料 [1]韩大元：《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宪法地位》，载《法学评论》2013 年第6期。
由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规制最高法院院长在司法改革中的权力，摆正其在司法改革中的角色和位置，更有益于化解司法改革越改越乱的困局。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22至24条的规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委员长会议可以决定将工作报告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例如，英国在本世纪初推行的司法改革之前颁行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三、域外司法改革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以来，司法制度改革已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议题。如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最高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加强领导，坚定不移地落实本纲要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
这是指最高法院院长应按照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其法定职责，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合法权利。此外，按照《监督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法院的监督包括听取和审议最高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检查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询问和质询、调查特定问题、审议和决定撤职案等。
可见，全国人大构造在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背离，其最高地位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体现[1]。2014年发布的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核心内容中有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
但是，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司法制度的变动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予以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例如，在以能动司法为要旨的三五改革纲要颁布后，最高法院出台一系列司法文件，要求各级法院设立专门的诉讼服务部门，负责信访接待、诉讼引导、风险告知、判后答疑、引导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等方面的工作。该条款中的依照法律规定是对国家权力行使的一种限制，法院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行使相应的权力[4]。
之后，为从全国范围内加强对司法改革的统一领导与协调，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我国于2003年成立了由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各部门、国务院法制部门以及中央编制办的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并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兼任组长。而历次司法改革往往是以党中央颁布的文件为主要依据，以各级法院党组为单位推行的。
第12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人民法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可见，扩大司法改革决策的参与性，有利于促进我国司法改革中的利益平衡，调动社会各阶层对司法改革的热情，避免最高法院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
因此，一五改革纲要的上述内容是违法的。第21条规定：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代表依照本法规定联合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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